朱良志

广州日报：您曾是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研究员，也曾在美国很多家博物馆做过研究，在您看来，美国的中国古书画收藏和研究现状如何？

朱良志：美国收藏中国古书画的基本特点是量大，研究也成气候。20世纪以前的中国书画，我估计有近四分之一藏在美国。各城市的大型博物馆，还有像哈佛、普林斯顿等大学的博物馆，都有中国书画收藏。此外，私人收藏的存量也非常可观。如原来王季迁一个人的藏品，就可能抵国内一个中型博物馆的书画收藏。

我知道国外的一些博物馆，针对中国古代书画不同的画形做了很细致的区分。像扇面如何保存，立轴如何保存等都有一套科学的办法。

这些博物馆还拥有专业的研究人员，多数为博士毕业，既懂展陈，又懂鉴定，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因为在美国的学术传统中，艺术史是核心学科，所以研究力量很强。

广州日报：与美国相比，您认为中国古书画的收藏、保护和研究现状如何？

朱良志：国内博物馆目前保存条件有很大改善，但仍有提高的空间。不仅在保存上，在著录、展示乃至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。此外，我发现，国内有些博物馆的管理制度不太健全，我甚至发现有的拍卖行上拍的东西竟是藏于某博物馆的。譬如有的册页有8页，其中某一页就出现在市面上，一旦分开以后可能永远无法再“合璧”了。

 

广州日报：当今拍场还盛行“回流热”，因为过去一百多年中，大量中国古书画被掠夺或被“偷渡”到国外，您怎么看这种现象？

朱良志：古代名作“回流”是件好事，可以大大促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。中国绘画太有自己的特点了，对其研究、继承和推进，于人类文明史将是很大贡献。可惜，当下收藏遇到了好时代，研究却远远不够。无论是国内的拍卖行，还是国外的“百年老店”，如佳士得、苏富比，现在上拍的中国传统古书画中都有不少赝品，甚至有拍卖行一个拍卖季赝品充斥，令人不忍卒睹，真可谓泥沙俱下。究其根源，一方面在于有的人为了经济利益知假卖假，另一方面则是买卖双方对古书画缺乏研究，没有能力做鉴别。今天中国古书画造假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

其实赝品自有其破绽，每个时代的纸张并不一样；每位画家的笔墨运用也各不相同；同一位画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会用不同的名号、款识；一些绘画大家，其驾驭绘画具有明显的个人气质，这是模仿者无法达到的。张大千模仿八大山人再像，但若细辨，还是能发现其面目的差异，真可以说“胸次自异耳”。

通过研究来做鉴定，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现在看到不少拍卖公司对藏品的说明都语焉不详，错误连连，甚至犯一些基本的常识错误。有的照抄很多年前出版的书籍，完全不知本领域研究的发展；有的只信名家的题跋、印信，殊不知这些鉴赏名家也不是神，他也有自己不擅长的地方。即使像一生崇尚石涛的张大千，钤有“大千供养”印章的有些画也是假的。这真的需要我们扎实的研究功夫，需要多学科的力量，需要专业的研究队伍。

中国艺术史研究国内目前很热，艺术学提升为一级学科，艺术史研究相应得到大的发展，理应培养出更多书画鉴定和研究方面的专才，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，很多人热心于套用外国概念，即使在学术上“打空转”，也不屑于去做基础研究工作。这和整个中国艺术研究的状况有关，说大话空话的多，实在的研究少。

广州日报：听说您下一本著作将探讨八大山人和石涛作品的真伪问题，您是有感于这个市场的混乱，故发而为书吗？

朱良志：我的新作不是从市场角度考虑，而是从我自己的研究出发。以前研究八大、石涛，我比较注重观念阐释。后来，在同行的帮助下，在自己的领会中，我越发觉得作品的真伪鉴定是研究的基础。就像考古，出土一件东西，我们首先必须对其进行断代，辨别真伪，否则在此基础上做的研究就是空中楼阁，难以令人信服。绘画研究也一样，如果以赝品为基础得出研究结论，按照上海著名艺术研究学者万君超先生的话说，就是得了“绝症”，毫无价值。

广州日报：就您所见，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传世真品有多少？

朱良志：譬如说石涛，如果将册页算作一件，与他的长卷、扇面、立轴、画屏等加起来，博物馆、私人收藏家、拍卖行能够见到的画迹大概在千件左右，但我初步的判断是，真品不会超过一半，大量所谓的传世品是伪作。

对这些作品进行研究，做得越深入我越感到有意思。譬如张大千的仿作非常难辨别，一定要通过细致的、侦探式的分析才能发现蛛丝马迹。张大千有时会在仿作上故意留下一点痕迹，他都怕自己画过后忘了，误认为是真品。跟石涛同时代人的一些伪作，水平甚至能跟石涛的一些草率之作不相上下。

书画鉴赏是一件有风险的研究工作，尤其在今天这个艺术市场繁荣的时期，说别人一件藏品是赝品，总不是件愉快的事情。但这样的研究终究对收藏者本身是一种有价值的事情，因为它对真正的收藏本身是一种保护。鉴藏鉴藏，无鉴何藏！